[案情介绍]

原告王某某与被告陶某某离婚纠纷一案，原告王某某于2011年3月15日向林口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因被告陶某某下落不明，依法经人民法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。

原告王某某诉称：原、被告于2000年11月14日登记结婚。婚后生育一女孩王某，现年9周岁。婚后夫妻双方经常口角打仗，被告于2005年元宵节离家出走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故起诉要求与被告离婚；婚生女王某由原告抚养；诉讼费由被告负担。

经审理查明，原、被告于2000年11月14日登记结婚。婚后生育一女孩王某（2002年3月15日出生）。陶某某于2005年2月离家出走，至今未归，下落不明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陶立娟离家出走已四年多，至今未归，下落不明，此种情形可视为夫妻感情破裂，王某某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，应予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二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八十四条、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一、原告王某某与被告陶某某离婚；

二、婚生女王某（2002年3月15日出生）由原告王某某抚养，抚养费自理。

 [法官说法]

本案中，法院主动到被告原住所地的村委会核实被告离家出走的事实情况。笔者从该案中法院主动调取证据的行为来探讨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和依职权调查取证的界限。

我国民事诉讼领域长期实行的是职权主义模式，在民事诉讼改革后，特别是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颁布后，在证据搜集调查中，当事人“谁主张、谁举证”的模式已基本确立，但是单纯的“当事人主义”模式并不能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秩序、经济秩序的民事诉讼任务。笔者试以民事诉讼中最基本的证据调查模式来阐述建立“协同式”民事诉讼模式，加强法官调取证据的必要性。

案件的要件事实由证据证明、确定。在民事案件中，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决定着自己诉求的成败，也影响着案件事实的确定。在一些诉讼中，原、被告虽具有平等的诉讼主体地位，但是，这并不表示原、被告间的举证能力是相同或相近的，在其举证能力实际存在严重失衡的情况下，很难单凭原、被告的互相举证查明事实。

确定当事人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的中心思想是由平等而相互对立的民事纠纷当事人，通过自由举证，证明自己的主张并反驳对方的观点，从而使居中的法官在双方举证中运用证据规则，采信证据，查明事实。但是在某些诉讼中，原本应当处于权力义务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为谋求其共同利益，合谋串通，造成虚假诉讼，影响他人合法利益，比如为了恶意逃避其有效即将到期债务的履行，与他人合谋，伪造到期债务由合谋人起诉，此时，法官单纯依靠当事人举证，往往无法查明案件事实，反而会确定其伪造债务的合法性，从而使恶意同谋的当事人“合法”的转移财产，逃避债务等。

法官对证据的调查，是法官对某些案件某些证据的主动调查，但是这并不同于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。所谓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是指在民事诉讼中，法院居于核心的地位，民事诉讼的进行和诉讼资料、证据收集等由法院为之。这种模式的突出优点在于其通过法官广泛的参与，案件质量较高，可更好的实现实体公正。但是，这种模式在经济高速发展、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激增的今天，一是法官的大量精力用于收集证据、查明事实，占据大量的司法资源，影响司法效率；二是法官可能存在的预设立场，会影响法官实际的证据收集工作，影响证据的客观性，反而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。而我们此时强调的法官主动调取证据则是在建立“协同式”民事诉讼模式的前提下，在充分强调当事人积极性的前提下，对司法裁判公平和效益的更高要求下，这与“职权式”民事诉讼模式有本质不同，并且，对法官主动的调取证据是有一定限制的，法官并不能够随意扩大案件范围，更不代表着对每件案件的证据收集都事毕亲躬，恢复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为了防止在实践中，法官滥用职权，影响当事人的处分权和辩论权，也为了杜绝法官情弊，无论因何种原因，法官主动调取的证据，都应当在庭审时向原、被告出示，接受原、被告的质证，并且法官主动调取的证据也并不等于一定被采信的证据，同样也应当依照证据规则，按照证据的客观、合法、关联性，综合原、被告的诉辩，进行认证。

从当代国际法治发展潮流来看，无论是采取职权式或是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，在民事司法改革中，也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发展和融合，趋向于强化法官的作用并与当事人一道协力促进诉讼的进程。笔者认为，这对我国民事司法制度，特别是证据调取制度也不无启示。